昨天读詹姆士·斯科特的《国家的视角》，那本书在追一件事：为什么被写进清晰方案的那部分，从来不是系统的全部。今天换回金融这一路，读一本比它老七十七年的书，问的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——那些写不进方案、连概率都给不出的东西，究竟值多少钱。

《风险、不确定性与利润》给出的答案，一百年里没有人改得更干净：凡是能算出概率的部分，最终都会被算成成本，不会留下利润；真正产生利润的，是连概率也给不出的那一部分——奈特把它叫不确定性。

书名《风险、不确定性与利润》，英文原题 Risk, Uncertainty and Profit，美国霍顿·米夫林公司 1921 年出版，由作者 1916 年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改定而成；中译本安佳译，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，2010 年第一版。作者弗兰克·H·奈特（1885—1972）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，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，弗里德曼、斯蒂格勒、布坎南都出自他门下。乔治·斯蒂格勒誉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就、到二十世纪末仍有重大影响的两部经济学著作之一。

一、变动本身不产生利润，只有没算到的变动才产生

直觉上利润来自变化：新技术、新市场、新资源，谁先动手谁赚钱。奈特说不对。同一个变动，只要它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被所有人预见到，竞争就已经把它处理干净了。

他给的例子是一家服装厂。假设所有人都预期秋天谷物大丰收、粮价大跌，那么工资会跟着跌，而在同一个竞争市场里，每家厂商都知道同行的工资也会跌，于是竞相压价。一轮下来，秋天的便宜早在春天就被折进了报价，谁也没拿到额外收入。变动必须对所有人都是意外的，才会有人多拿、有人多赔。

所以变化是必要条件，不是充分条件。奈特把这个条件推到了底：只要变化的规律是已知的，利润就不会出现。

对于发明创造、发现新资源等活动，一旦这些活动失去了投机特性，那么，针对这些活动的回报与其他任何种类的生产性行为产生的工资、利息以及租金并无二致。如果在相同的竞争性市场，这些回报数量上相等，决定方式相同，简而言之，它们将仅仅是工资、利息和租金，而不是利润。……只有当变化及变化的后果在本质上不能预期时，动态变化才能够产生特殊形式的收入。

二、风险是能量出概率的不确定性，不确定性是能量不出概率的那部分

这是全书唯一的刀口，也是二十世纪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定义之一。奈特把日常混用的两个词拆开：前者可以算，后者不能算；前者可以投保，后者不能。

能被算出概率的部分，处理办法早就有了。保险公司把足够多的同质案例聚在一起，靠大数定律把个体意外摊成一条稳定费率；费率一确定，承保就成了例行工作，它是成本，不再产生利润。能被压缩到可测量的那部分，就此从利润来源里退场。

可度量的不确定性，或者严格地说风险（我们就这么使用这个术语），与不可度量的风险有天壤之别，前者实际上不能算不确定性。我们严格将不确定性限定在不能量化处理的那一类。这种真正的、而不是风险的不确定性，形成了合理的利润理论之基础，也能够解释实际竞争和理论竞争之间的差异。

三、真正的麻烦不是概率难算，是样本根本凑不齐

到这里才碰到硬骨头。不可保的风险为什么不可保？不是因为精算师算不动，而是因为根本没有可算的东西——每一个决策场合都太独特了，凑不出一个能用来统计的群体。

奈特在第八章里把这件事说得很具体：这类风险不是关于外部世界的事实，而是关于商人自己要下的那个判断。而判断这种东西，决定性因素大半长在做决策的人内部，既不服从客观描述，也不服从外部核查。你没法给一群人贴一个共同标签，然后说这一百次里有六十次能成。

所以「这件事我判断能成」这句话，永远换不到一份保单。

典型的不可保的风险——因其不可度量，而这又因其不可归类——是与商人在做决策时所要行使的判断相关的。……决定性因素大体上是在做决策的人自身内部，以至于这些实例既难以被客观地描述，也不受外部的控制。

四、所有契约里的钱先被拿走，剩下的那个人拿利润

既然不确定性消灭不掉，那就得有人扛。奈特在这里解释了企业这个组织为什么存在：不是因为它有效率，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责任分配的方式。

工人在开工前就谈定了工资，房东谈定了地租，债主谈定了利息——这些支付义务写在合同里，跟最终赚不赚没有关系。生产完成之后，实际进账减去所有契约性支出，剩下的那个未定的余数归一个人，正负都由他承担。他以一个固定价格买下了全部不确定性。

这就是企业家的定义：不是最能干的那个人，而是愿意承担最终责任的那个人。利润不是因为贡献大，而是因为有一个差额没人认领，而这个人认了。

自由企业的真正本质，是责任的集中——既集中了做决策的责任，也集中了把决策付诸实施之后承担其后果的责任。

五、应对不确定性的三条路：合并、专业化、控制

奈特给社会归纳出三种办法。第一种是合并：把足够多的场合并成一组，让波动相互抵消，只要这一组的分布是已知的，真正的不确定性就不存在了。保险、多元化、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抗压，都是这一条。

第二种是专业化：既然判断力在人群里分布不均，那就让判断力强的人专做判断，其余人执行确定性任务。代价是不确定性在企业内部向少数人集中，而这少数人就此成为责任主体。第三种是控制：主动改造条件，把本来不确定的事变成可计算的事。技术进步和管理制度大部分属于这一类。

关键在于，这三条都不是免费的。减少不确定性、或者把它挪给别人，本身要花钱，也要花时间。愿意付多少，取决于一个人有多不想面对它。

如果在一组实例中各种可能结果的分布是已知的，那么通过把这些实例加以归并、组合的办法，就足以消除任何真正的不确定性。

六、能被客观评估的能力，报酬最后都会变成工资

这一节是全书对个人最狠的一条推论。

奈特的界定很精确：任何可以被客观评定的能力，它的报酬最终是工资，哪怕这种能力极其复杂。一个管理者的本事如果被市场普遍知道，市场就会为它竞价，最后报酬等于能力的市价——这是工资，不是利润。只有当一个人在实际运营中表现出来的判断力无法被事先评估时，他在做的事才可能产生纯利润。

反过来说，一种能力一旦被反复操练、量化考核、形成稳定的绩效体系，它就向工资属性转化。这不是变坏，是必然。能被写清楚的东西，迟早被定价。

尽管这类估计确有落入某一组内而相互抵消的倾向，并因而接近恒常和可度量的状态，但那只是事后才会发生的事；考虑到一个人积极工作的年限何其短暂，它能被用来作为预测基础的限度，是很有限的。

七、乐观不是 bug，是燃料

最后一个问题：既然不确定性无法投保又无法消灭，为什么总有人愿意接？

奈特的回答很有人情味：愿意下注的人赌的是自己的判断力，而不是外部事件；人一旦把自己也押进赌局，对自己好运的信心本来就会翻倍。这不是理性，但这正是承担不确定性所必需的燃料——一种无法被论证的乐观。审慎的人不会出场，于是进步由不那么审慎的人推着走。

奈特本人对此并不欣赏。他在最后一页把这件事拉回平常：社会由会出生也会死去的人组成，文明依赖的是三样不断累积的遗产——物质器物、知识与技能、以及士气。

最典型地具有这些品质的那类人，不是审慎而犹疑的个体，而是精力旺盛、乐观昂扬、对万事、尤其是对自己抱有极大信心的人。……对自己好运的那种非理性的信心，在把自己的本事也算进赌注的时候，还要再加一倍。

对照：对一个在深圳做技术的年轻人

第一，面试官能考核的那部分，最后只会按工资给你。算法题、框架熟练度、项目时长，这些都能被标准化定价，而且定价权不在你手上。真正决定溢价的是写不进评估表的东西：一次线上故障你是怎么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定位的，一个跨团队方案你是怎么谈下来的。准备面试的时候，把这些练成三分钟能讲完的决策复盘，比再多刷五十道题值钱——因为前者不可定价，后者可以。

第二，先把能投保的部分投保，再把资源压到不能投保的地方。社保不要断、医保不要裸奔、固定开支尽量压低，这些都是低概率事件的对冲，成本有报价。省下来的钱和心神，才是你可以押在不确定性上的本金。找工作期间这条尤其算得清：每个月的固定成本越低，你能承受的等待期越长，谈判时的耐心就越足。这是奈特的框架在个人资产负债表上的版本。

第三，别把 AI 当成消除不确定性的捷径。它确实能干第三种办法——把可计算的事变得更好算；但它替你做掉的判断不会出现在承担责任的账上，出问题仍然由你签的字负责。用 AI 压缩那些本来就有标准答案的环节是对的，把交割前的最后一次判断也外包出去，是把自己从责任主体降格成执行环节——而按奈特的定义，那恰恰是利润退场的位置。

今天可以做的一件事

做一次自己的风险 / 不确定性分类。拿一张纸分两栏：左边写下未来六个月里所有能算出概率、能用钱或保险对冲的事（社保、房租、设备更换、可预见的收入缺口），给它标一个明确的数字；右边写下你真正在赌的那一两件事（一个岗位、一个技术方向、一次报价），标明如果它落空，你的现金能撑几个月，以及这个月数是靠什么撑出来的。两栏同时列完之后，把左边的尽可能处理掉，把资源集中到右边——因为在你的生活里，也只有右边那栏有可能产生超额回报。

明天读什么

明天换到 AI 方向，读侯世达与桑德尔的《表象与本质：类比，思考之源和思维之火》（Surfaces and Essences: Analogy as the Fuel and Fire of Thinking，Basic Books 2013；中译本刘健、胡海、陈祺译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，作者本人参与中译本翻译）。奈特问的是：当样本凑不齐、概率算不出的时候，人靠什么下判断；侯世达要把同一个问题往下追一层——那个被奈特称为判断的东西，它的内部机制到底是什么。他的答案是一句话：人类的每一个概念，都是一串无意识类比沉淀出来的结果，类比就是思考本身。

书名英文原题 Risk, Uncertainty and Profit，美国霍顿·米夫林公司 1921 年；中译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。作者弗兰克·H·奈特（1885—1972），芝加哥学派创始人，1957 年获美国经济学会弗朗西斯·沃克奖章。文中所引原句，第二节见 1921 年英文版第二十页，第三节、第五节、第六节出自第三部分第八章，其余为转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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